1960年5月,英国二战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应邀访问中国,并与毛泽东会面。会谈中,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:“我曾读过您的军事著作南京开户配资,并深入研究了您指挥的几场重要战役,特别是三大战役,这些都是您军事成就的代表之作,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战争。”毛泽东听后笑着摆了摆手,淡然回应道:“不,那可不是我的得意之作,我真正的得意之笔,是四渡赤水。”
对于毛泽东来说,尽管三大战役无疑是中国解放的关键决定性战役,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项成就,但他却把四渡赤水视为最具战略意义和个人军事才华的体现。四渡赤水的妙处,恰恰在于它是在极为困顿的情况下,通过巧妙的战略调动和敌军的错判,最终成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。
展开剩余84%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,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水平暴露无遗。尽管如此,在红军初期,蒋介石依然是他们最强大的敌人之一。经历了四次围剿的失败之后,蒋介石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战略,联合地方地主实施“保甲法”和“连坐法”,通过经济封锁来扼制红军的生存空间。而在军事上,蒋介石更是请来了德国军事专家,制定了针对性的堡垒战术,采取“步步为营”的消耗战战略。国民党军队修建了大量坚固的堡垒,像网一样封锁了红军的根据地,并对红军展开了东西夹击,防止红军诱敌深入。
1935年1月7日,湘江战役失利后,毛泽东决定带领红军撤往敌军薄弱的贵州,并获得了主要领导人的支持。红军一路连破黔军攻占黎平县城,随后强渡乌江,抵达遵义。此时,毛泽东深知自己的任务艰巨,红军面临着近乎绝境的局面——军力仅剩3万多人,而敌军则有将近40万的兵力,装备也远远优于红军。而且,红军失去了所有的重型武器。此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,共同抵抗敌军的围剿。
1月24日,红军攻占了土城。然而,紧随其后的川军郭勋祺旅迅速逼近,毛泽东决定在土城以东的有利地形全力歼灭敌军。在此战中,红军倾尽精锐,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挥,未来的七位开国元帅和三位开国大将均参与其中,甚至连干部团都投入战斗。然而,川军的兵力远超预期,且作战经验丰富,迅速调动援军,红军不得不撤退。由此,红军失去了北渡长江的机会,开始进行四渡赤水,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的包围圈。
然而,红军的困境并未结束。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使得红军的弹药和粮食几乎耗尽,敌军的追击也始终未曾放松。失利的土城战让毛泽东的压力倍增,此时,红军依赖情报战的胜利成为改变局势的关键。红军通过截获敌方电报,得知了敌军兵力部署的薄弱点在遵义。蒋介石错判红军战略,认为红军会转向南下云南,于是部署兵力进行包围。
毛泽东则趁机策划了反击,他指挥红军采取出其不意的战略,利用二郎滩、太平渡的地形,实施二渡赤水,并再次强攻遵义。2月24日,由彭德怀指挥的娄山关战役打响,红军最终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次胜利,歼灭了敌军两个师,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,并获得了大量物资补给。毛泽东在战后还写下了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: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这句诗成为了长征精神的象征。
尽管娄山关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士气,但红军仍面临着险境。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军事思想存在分歧。红军指挥体系依然保留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固定战略:设定目标并坚持执行。林彪和聂荣臻提出了打鼓新场战役,但毛泽东坚决反对,认为此战可能将红军陷入包围之中。会议激烈争论,最后毛泽东在愤怒中辞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。虽然大多数人坚持出战,但毛泽东在深夜与周恩来、朱德商议后,重新发起了第二次会议,成功说服大家放弃了打鼓新场的计划,最终通过了集中指挥权的提案,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小组。
随着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,红军的战略方针发生了转变。毛泽东认为,长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某一场战斗,而是为了保存实力并寻找更有利的战略机遇。在此过程中,毛泽东从未拘泥于固定目标,而是保持灵活机动的战术,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军力量。
3月,红军继续推进,经过多次战斗后,四渡赤水之战渐渐展现其战略智慧。蒋介石的追兵虽然数量庞大,但在毛泽东巧妙的指挥下,最终未能锁定红军主力。通过频繁的调动和巧妙的迷惑,红军成功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。尤其是第四次渡过赤水后,蒋介石错判了红军的意图,错过了包围机会,红军成功转向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
四渡赤水不仅是红军在战略上的重大转折点,更是毛泽东军事才能的集中体现。在这场战斗中,毛泽东用巧妙的战术和对敌情的准确判断,将红军从险境中解救出来,并成功迫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决策。四渡赤水的胜利为红军的后续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,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。
四渡赤水的成功,使红军最终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,粉碎了蒋介石试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。它不仅是红军史上一段辉煌的战绩,更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。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,深刻改变了红军的发展轨迹,最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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